[摘要]：发展与伦理道德是密不可分的，科学的发展观有着特定的伦理视域：科学的发展观不能忽视利益主体间的关系，不能脱离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环境，不能超越自身的文化背景，不能回避科技工作者的责任。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倡导科学的发展观时，必须遵循人道主义维度、主客统一的维度、公平正义的维度和真、善、美统一的维度。
[关键词]：科学的发展观 伦理维度
科学的发展观就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观。它强调科技、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一致，强调经济增长、科技进步、生活改善、人文提升的系统发展，这种发展观是符合科学精神、尊重自然规律、关切人类幸福的思维方式。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受伦理道德力量不断影响的过程，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可能脱离伦理视域。
一． 在发展与道德之间
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形成了一股世界性的时代潮流，冲击着劳动方式、社会结构、生活
方式、道德、心理等方面从而推动社会的全面变革，促进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协调发展。道德观念是以一定生产力为基础的，随着现代科技广泛运用于生产过程，不仅对社会个体的道德责任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在发展中产生的新的社会问题也迫切需要道德加以关注、调适和解决。
1．发展与道德相互统一。从发展的方面看，社会发展过程是自在形式与自为形式的统一，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有机结合，“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 [1] P243从这一点上说，发展是“以人为目的”的。从功利原则的角度而言，这种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方式符合人类发展需要，是“善”的，因此发展从本质上说体现价值评价而不是价值中立的。发展及其社会效果不仅反应了“真”与否（合规律性）的问题，也反应了“善”与否（合目的性）的问题，所以发展的问题离不开伦理道德的视域。从道德方面看，道德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其价值指向也是“以人为目的”，而在其中，发展为道德的完善提供了动力因子、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传统的道德规范相对来说是稳定的，发展创新却需要打破陈规，从而为道德设置了一个又一个新的难题，这个难题的解决过程也就是道德发展的过程。所以发展与道德不是分离的，而是契合的。
2．发展与道德相互影响。发展对道德的影响作用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一方面，科学的发展对于解放人的思想、满足人类物质需要的提升具有重大促进作用。发展使人的主体性在自然界面前得到确立和弘扬，使人类生活质量有了极大提高，——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使人类在对自然界的关系中和在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由此，发展为道德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和利益的佐证，促进道德领域的不断拓展。另一方面，发展和道德的不同步性使社会领域的道德问题尖锐化，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和无所适从，如安乐死、基因技术、克隆等急需新的道德规范的调适。新技术的滥用也威胁着人类的利益，比如核技术带来的破坏和恐慌，使人们降低对道德的信服力，使道德的作用“边缘化”而处于一种“对该言说者不能言说”的失语状态。道德对发展的影响也有积极和消极之分。一方面，道德为社会进步提供了正确的价值导向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为发展指明了“善”的发展方向，特别是现在人们更加关注科技对人类的作用和伦理意义，使得“科学就其意义讲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具有道德性质，因为科学发现的成果，任何时候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影响人类的命运。”[2] P177另一方面，旧的道德规范的相对稳定和滞后，未及解决新的发展领域中的道德问题从而对发展带来阻力甚至束缚，如中世纪，科学成为神学的婢女，价值判断的权力被教皇和神父所垄断，才会出现教会宣布数学为一种“魔鬼的艺术”，女数学家海帕西亚惨遭教徒们烧死等悲剧。
发展和道德是紧密联系同时又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新的知识、方法、活动的规范会影响道德观念，使道德发生新的变化，焕发出时代气息；道德规范和要求作为一种精神力量，通过活动的实施者——实践主体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中，使发展不至于偏离“人间正道”。
二． 科学发展观的伦理视域
发展观的问题不是一个地域性而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作为发展观的科学性，其内涵有着特定的伦理视域。
其一，科学发展观不能忽视的对象：利益主体间的关系。
主体有个人主体、集团主体、集体主体、“类”主体之分，因为不同的利益主体出于自身的考虑会有不同的价值观念，与之相对应就有了不同主体的利益之别和不同主体的道德要求，从而影响发展的方向、速度和效果。。无庸讳言，没有个人利益就没有社会利益，社会“就是组成社会之所有单个成员的利益之总和”，“不了解个人利益是什么，而奢谈社会利益是无益的。” [3] P230发展首先要观照人类个体，而不能损害人的利益。比如，当代最大的伦理挑战来自于基因技术与生物技术，德国著名哲学家、美学教授斯罗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于1999年提出：是否可以通过基因技术来设计人类的特征，从而实现人种培育及人种“选择”，从而彻底扭转和根除人类的野蛮状态，——被称作“德国地震” [4] P32－33，其中所涉及的也就是个体间及人类的利益问题。解决此类问题、判断是非的标准就是：是否损害了个体、人类的利益。因为，任何个人都是社会中的“关系之我”（self-in-relation），“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孤岛上，孑然一身，我的生活中就没有什么罪恶和道德了。我在那里既不能表现道德也不能表现罪恶。” [5] P67另外，集团利益是一种新型的利益形式，这要求集体要有一种公共意识和普遍认同的伦理观念来支撑发展，既要考虑个人，又要考虑社会资源的配置和共同责任的承担。由于集体伦理强调普遍共识基础之上的共同行动，为“类”伦理的培育打下了基础。类伦理就是基于整个人类的考虑、代表人类的共同利益的价值评价体系，将为解决世界范围的发展进步提供价值导向。
其二，科学发展观不能脱离的环境：人、自然、社会。
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说：“无家可归状态成了世界的命运”，他的忧虑不是没有理由的，科技沙文主义、控制主义已经使人类陷入了自然生态危机和全球性的生态恶化，恩格斯对此早就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6] P304－305一旦人类行为破坏了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也就损害了自身的利益。人类作为整体的、自然的存在物，面对伤痕累累的自然，唯一的选择就成为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生存或毁灭（to be or not to be）。工业化带来了经济财富增长的同时却又导致了人类精神迷茫与颓废的现实。失去了思想归宿的人们，只能将就地“在失去意义的世界里不带信仰地生活”（韦伯语）。精神危机表明人类对于自身存在（生活意义、价值和目标等）产生了根本的、严重的、普遍的怀疑，是一种现代颓废主义的表现。正如法国社会学家艾德加·莫兰所指出的：“发展的危机，同样也是对我们自身发展的发展进行控制的危机。我们自以为控制了经济，但是1973年出现的危机向我们揭示出，战后一些年里对经济的控制不仅是有缺陷的，而且也是暂时的。我们自以为控制了技术，但是，正是这种技术以失控的方式，控制着我们的经济和社会过程，而且我们没有能力来控制由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电子技术所导致的巨大变化。我们从来没能控制世界的变化，而且这一变化向来就是危机的、混乱的、跌跌撞撞的、疯狂的。正如我经常说过的那样，我们正处在‘全球化的铁器时代’和‘人类精神的史前时代’。” [7] P466-467
另外，科学发展观不是一个孤立的目标，它的实现必须受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发展过程。以资源稀缺问题为例，展望未来，人类将永远面临资源稀缺的问题，要解决此困难，必须把科学的发展观置于制度性的保障之中——这种制度性不是某一个国家的，而应该是共同体的、乃至全人类的。人们依靠科技发展克服资源稀缺性固然是一个办法，但是却离不开其他手段的调节，离不开制度性的保障。科学发展观所关涉的环境因素既有自然的，又有社会的，总之，科学发展观只是系统中的一个动力因子。
其三，科学发展观不能超越的背景：文化差异。
20世纪的人类思想演进的一个突出标志就是普遍的文化反思和批判：如东方传统文化的理论资源的挖掘，西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析，科学危机的文化反思，从文化形态史观的角度对西方文化危机的批判，等等。首先，从西方文化的主流对发展的反思看，其主要特点：一是对科学危机的忧虑。如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在关于欧洲科学危机的文化分析中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过于注重物质追求而忽视精神的需要，造成人的价值意义的丧失，“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主义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8] P5－6二是对技术奴役的批判。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进步的原则实际上就是：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奴役的扩展，他在《单向度的人》中说：“技术进步持续不断的动态变得为政治内容所充满，技术逻格斯被转变为持续下来的奴役的逻格斯，技术的解放力量——事物的工具化——成为解放的桎梏；这就是人的工具化。”[9] P136从东方传统文化来看，既有整体主义视角的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人文精神；又有经验和实用性的工具主义的特征。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如数学有《九章算术》，力学理论、技术有《天工开物》，农业有《齐民要术》，及被马克思称为“预告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三大技术发明——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但是，中国古代科技始终未能走上理论性的研究道路，而只专注于实际的应用和经验的留存，作为“人类文化的早熟”的中国文化，在以后的发展中未能提供一种理性的支持。考察历史，辨析现实，我们既要看到中国发展的不足之处，也不能邯郸学步，照捡西方“异化”了的科学技术，而应多一些理性思考，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资源，反对“文化霸权”，剔除西方文化的糟粕，力求突破与创新，借以建构有深厚文化底蕴的科学的发展观。这就涉及到一个文化际的协调问题，即现代与传统文化的协调；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文化的协调。
其四，科学发展观不能回避的问题：科技工作者的责任。马克斯·韦伯于1919年就已经提出了“责任伦理” （Verantwortunsethik）的概念。科学工作者的任务当然是探求真理，但不能违背普遍的道德约束，也不能无人道地对待被研究的客体（如实验动物、“安乐死”者、基因、胚胎等），“科技良心”应该成为一切科学工作者的基本素质，因为科技成果会直接而有力地影响社会的进程。技术中立、科技无对错的态度是错误的，因为科技的创造者和施用者是人，产生的效果也直接作用于人，必然会产生价值判断、伦理效应。马克思曾经说过“科学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10] P372——如果再加上科学工作者强烈的“责任感”，马克思的这一句话将会更富有时代感。正如爱因斯坦所强调的：“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家和工程师担负着特别沉重的道义责任。”[11] P287他告诫自己的学生“如果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奋斗的主要目标。” [11] P73
三． 科学发展观必须遵循的伦理维度
科学发展观之“科学”，落脚点应在社会各领域发展过程中应有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意识，
既要有伦理责任又要有未来眼光。
1．人道主义维度。人道主义主张关心人、尊重人、保护个体权益以及把民主、自由等价值理念作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人道主义维度的主要特征有：⑴强调把人的生存和未来发展作为首要目标。文艺复兴高扬人性，贬抑神性，冲破了神学对人性的禁锢，人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但之后，人的理性和人的力量被抬高到不符合现实的程度，科学主义最终使人“再度丧失了自己”。今天，全人类正经受着严峻的压力，我们应该把追求生存和未来发展作为首要目标。⑵强调发展中的主体性原则而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主体性原则就是“以人类为中心”，肯定人作为主体的中心地位而不否认人与物质系统之间应该保持协调关系，坚持以人类利益为根本前提，相信人的理性。而“人类中心主义”则是把“以人类为中心”的观念绝对化的极端表现，认为人类的需要和利益是决定非人类自然物是否存在的价值尺度，无视自然规律和生态系统的平衡，体现的是人类“沙文主义”、“统治主义”、“控制主义”。⑶后现代反人道主义是对“人性”的真正呼唤。后现代主义从反理性权威的角度看待人，试图对依然没有“主体性”的人的现状进行一种批判。它以不同方式论述了人的“主体的消亡”，认为：“人并不是存在者的主人，而是存在的看护人”（海德格尔）；个人不是社会过程的基本要素，人不是影响社会进程的主体，而只是它的“承担者”或“效应”（阿尔都塞）；人通过社会文化而“成为主体”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服从”、“从属化”的过程（福柯）。需要说明的是，后现代主义反人道主义并不是非人道主义，而是对真正的“主体性”的人的召唤。海德格尔认为反人道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这种对立并不意味着这种思想在反对人道并鼓吹非人道，不意味着它在吹捧非人道而贬斥人的尊严。”[12] P3尽管后现代主义宣称“人的死亡”（福柯）很大程度上是指资本主义制度下被理性主义所淹没的不自由的、机器般的人的死亡，但是，人道主义就其本意而言，是一种将人类从野蛮中唤回的活动，关心人、尊重人、维护个体权益、追求民主、自由仍然是现实人们努力的方向。尤其在科技力量极大彰扬、人的主体力量相形见绌的时代，人道主义没有过时，“恰恰相反，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人道主义。”（霍内菲尔德）[4] P61那种夸大了“结构”、“语言”、“权力”等事物的决定性而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甚至连同人本身一起否定掉的观点和作法，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是绝对难以想象的。
2．主客统一的维度。马克思曾经为发展的理想状态（共产主义）作出预言：“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3] P120首先，发展是主客体的双向运动。主体的客体化是指主体的能力通过改造活动向客体转化，充分展示了人的生命活动的特点，确证了主体的能动性、选择性、主动性、创造性。客体的主体化主要指在认识、创造活动中客体的属性、规律性被主体所掌握，从而为发展创新准备了条件。其次，主客统一的过程是主体不断提升的过程。西方的“逻辑主义”强调孤立的“先验个体”，把主体看成具有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独立存在的实体，具有极端个人主义倾向；胡塞尔的先验主义强调“先验自我（个体）”，强调“自我中心主义”；哈贝马斯则以交往哲学中的“社会化主体（交往主体）”对抗胡塞尔的先验主体，人的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实现了集体主体的回归；库恩则以“科学共同体”的集体活动否定了“先验个体”。而真正的主体只有在主体间的交往、相互承认和尊重中才可能存在。处于交往关系中的人的主体性是一种“构成主体性普遍网络的交互主体性”，只有这样，主体才可能成为一种共同主体。第三，发展中主客统一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无论从伦理观、文化观的层面，还是从价值观、世界观的层面，人的主体地位、主体利益与自然界的协调都是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的动态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3．公平正义的维度。首先，科学发展观必须维护利益公平，其一指贫穷地区和富裕地区、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利益公平，发展应该减少贫富差距的悬殊，让贫富的两极都能公平地享受现代社会的成果，而不能以损害贫困地区、掠夺贫困地区资源为代价去支持局部的进步。而实际情况却是：先进国家利用发展中的优势地位，不仅掠夺落后国家的自然资源和科技人才，还把环境恶果转嫁给落后国家。因此发展中，落后国家和地区一方面应有选择、有主见地引进先进国家技术，另一方面应与国际社会、地区联盟密切合作，共同呼吁、创造公证性的发展环境。其二指上代和下代之间的利益公平，发展不能损害下一代人、几代人的利益，这是可持续发展观中人类已达成的共识。其次，科学发展观应注重维护公平和效益的关系。实践证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公正原则得到贯彻，才能产生很好的效率，而没有效率人类也就失去了经济物质提高的需要满足，就不可能享有崇高、精彩的生活。科学的发展观将为社会效率的提高注入新活力，反过来效率的提高又为促进公平准备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4．真、善、美统一的维度。从实践的角度讲，科学发展观首先是求“真”的，必须以经验事实、严格论证、客观判断、认识活动的真实性为前提。善以真为前提，广义地讲，一切使人快乐、给人幸福的东西都可以称为善。孟子曰：“可欲之谓善”[14]，人们所需要的应该就是善的。发展也正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和主体性提高的目的，因此科技进步体现的正是一种善的向往。科学发展除了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之外，也创造了许许多多的文化产品、娱乐产品，为人们的精神享受提供了保障。发展的过程，从其最终目的来说就是一种创造美的过程，“人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马克思），人类的发展活动是一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是主客统一的、自由的活动，美的尺度就是人的尺度，同时美的尺度和规律就是发展的尺度和规律，它为科学的发展观开辟更加广阔的天地。
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国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根据国情提出的科学的发展观。我们有理由相信：理性的科学发展观就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福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