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湖南早期共产党人的社会调查活动在新时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他们立足本国，放眼世界：注重对国外情况的调查借鉴；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侧重对社会经济情况的调查；抓个案、要案：重视对典型事例的调查；初步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社会调查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

    关键词：湖南早期共产党人  社会调查活动  特点

    近代湖南之所以人才辈出，与湖湘文化“经世致用”传统有很大关系。以魏源、谭嗣同、黄兴、毛泽东为代表的人才群体都是“经世致用”思想的践行者。然而面对历史，有一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深思：与这些仁人志士相比，为什么毛泽东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进程中，能探索到中国革命固有规律，找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呢？人们很自然想到：那时马克思主义没有传入中国，他们的革命活动没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但为什么和毛泽东处在同一时代条件下的湖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李抱一等人也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而且又非常重视社会调查，他们从1919年10月21日起在湖南《大公报》上专辟“调查”、“研究”一栏，并经常为该报撰写有关湖南情况的调查报告，在研究社会改造过程中竟以失败告终呢？这难道是历史的偶然吗？湖南早期共产党人的社会调查活动有什么独特之外？

    要阐述这个问题，须从毛泽东的早期社会调查活动说起，而我们要说明毛泽东的早期社会调查活动,更离不开要说明以新民学会为核心的他的一群志同道合的湘籍师友中湖南早期共产党人的社会调查活动。新时期，我们重温湖南早期共产党人的社会调查活动，学习他们在关键时刻在实践上是如何尝试着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经验，这对于我们提高对“与时俱进”的理解，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完成十六大提出的各项奋斗目标，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立足本国，放眼世界：注重对国外情况的调查借鉴

    近代湖南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使得救亡图存，寻求中国出路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湖南早期共产党人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他们围绕着“改造中国和世界”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探索。

    湖南早期共产党人注重对中国国情的调查了解。毛泽东曾指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世界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研究。”他以中国为大本营，同时又放眼世界，又重视对外国各种思想学说和革命经验的了解和借鉴。他说“我们的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蔡和森也强调了调查了解外国情况的重要性：“现在不明俄国及各国社会的情形，所以一切运动都支节无大计。朝鲜、日本、波斯、土尔其应有人去，尤以日本为重要。”他在法国给毛泽东的信说“我将于此早组一整队赴俄工作。将来以俄为大本营，至少引一万青年男女长驻工作。”以期把外国革命经验具体运用到中国来解决实际问题。湖南早期共产党人从国外寄回了许多调查报告。帮助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等同志了解马克思主义和西欧各国的情况和革命经验。蔡和森《法国最近劳动运动》，对法国十二大行业各工人的罢工斗争口号及各工团联合会的政治宣言进行了详细调查。他说“最后就是在法兰西国内，推行现行于俄罗斯而革新俄罗斯的共产主义。换言之就是要使统御宇宙的社会主义从此登基。”这对推动中国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无疑是十分有益的。向警予的《法国情状》，就法国的“交通、财政、实业、风俗等”[7]情况进行了初步考察。李富春1920年9月的《法国哈佛圣乃德铁工厂的华工实况》对“华工状况” 进行了详细调查。还有罗学瓒的《法兰西工人》就施乃德工厂的工人情况、工人生计进行了详细调查。通过这些调查活动，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有了亲身体验。

    湖南早期共产党人虽重视对外国情况的调查，但他们只是把调查了解外国情况看作是服务于改造中国这个根本目的的手段。蔡和森1920年5月给毛泽东的信说：我在法国顿5年，先“把各国社会党、各国工团以及国际共产党尽先弄个明白。”以用来改造中国本民族。向警予谈到了她到法国去的目的是“学习和考察教育与妇女运动情况，”从而来“改造中国”。罗学瓒也认为赴法勤工俭学旨在“考察强国的情况，学习强国经验”，可以“见见中国以外的大世界。只有这样，才能找一使中国富强起来的道路。”他们就是这样以宽广的世界视角来认识中国的。

    二、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侧重对社会经济情况的调查

    认识中国国情，必须先了解社会的经济基础。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政治、经济、人口、阶级、家庭等各种结构关系。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湖南早期共产党人侧重把社会经济情况的调查作为调查研究的基础。毛泽东1919年7对工人的调查则包括“工值的多少？工时的长短、红利的均分与否？”1921年后，更注重对工人工作时间、家庭经济情况的调查。这样就能大致测算资本家对工人的经济剥削量。以唤起民众觉悟。“周佛海1920年12月写的《告中国的农民》”就是迄今发现的最早对中国农村经济和阶级斗争状况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一篇调查报告。他们对农民的调查则包括家里人口、耕地、收入、支出、吃穿住与佃户的关系的调查。

    不但如此，湖南早期共产党人还通常把调查得来的材料利用剩余价值理论进行剖析。李达1920年12月在《劳工神圣》一文中指出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是雇佣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他们对社会财富“当然都可以主张所有权的。”李立三1922年在安源领导工人运动时，曾组织安源工人算经济帐：“一个工人每月产煤价值40元，拿的工资是6元，除去材料、工具、管理费用外，还有多少被资本家剥削去了。”指出工人穷的根源不是命不好，而是由于资本家剥削的结果。认为工人要获得彻底解放，必须从社会经济制度着手，改造这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李维汉在法国勤工俭学时，通过对社会经济情况的调查了解及在资本家工厂做工的亲身体验，对阶级剥削和压迫有了新的体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在社会的一切不平等都带着十分或九分的经济压迫的原因。”而同时代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李抱一他们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对社会经济基础知之太少。如1919年10月26日至27日李抱一在《玉兰片业调查记》里，对玉兰片业的历史、产地、山客、行庄、近几年贸易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谈到贸易情况时说“前几年好些，今年生意更恶，无论行主山客都不敢着手营业，一因地方越不安静，一因省城银根吃紧。”但为什么会银根吃紧，没有涉及，显得眼光狭窄。不从经济角度全面考察社会，就不能摸清中国的国情和社会本质，更谈不上改造中国了。

    三、抓个案、要案：重视对典型事例的调查

    从湖南早期共产党人的社会调查活动看，他们侧重于对社会典型事例的调查。这也是由当时的社会背景条件所决定的。他们长期生活在紧张的革命战争年代，当时中国社会是一个小生产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即是一个比较均衡的社会。从横向、纵向看，各地区间差异性、流动性、变动性很小。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将典型个体的调查研究结论推广到全体中去一般不会发生大的误差。毛泽东在1943年也说了“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做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当1919年11月14日长沙新娘子赵五贞为反对父母包办婚姻而自杀时，针对这一典型事例，仅毛泽东一个人就写了10篇文章进行抨击，其中有4篇是调查报告。毛泽东在11月16日湖南《大公报》上的《对赵女士自杀的批评》中一针见血指出：社会上发生一件事，不要把它小看了，“一件事的背后，都有重叠相生的原因。”进而调查得出了中国婚姻问题上的六种小迷信如“合八字、订庚、择吉、发轿、迎喜神、拜堂”等，“这些大小迷信，将一对对青年男女深深的捆住”。赵女士就是这种小迷信的牺牲品。他还指出：“中国的媒人，以‘拉合成功’为根本主义，一次婚姻总有十分之八以上的说谎。”这次佘四婆婆就是个例子。“在中国婚姻上操有决定权的便是媒人。”然后归结到一点，这不合理的社会是万恶之源。社会环境是造成赵女士自杀的根本原因。然后推知到全体妇女“万恶的社会可以使赵女士死，又可以使钱女士、孙女士、李女士死，他可以使女死，又可以使男死。”由于毛泽东的发动，达到了以点带面的效果。长沙各报纸都展开对这个惨剧的讨论。仅从《大公报》上发表的文章看，11月下半个月中就登了20多篇文章，他们从分析赵女士自杀的原因到改造婚姻制度的意见，提出了各人的看法，形成了一次对封建制度的大进攻。

    另外，对工人情况的调查，毛泽东也很注意抓典型。其中对安源工人情况的调查是重点。毛泽东曾四下安源。还派李立三、刘少奇、蒋先云等去安源调查。1921年秋毛泽东以平民教育促进会教员的身份来到安源。他首先询问工人的工作、家庭生活情况，然后再下西平巷、东平巷井下和工人餐饮处、住宿处询问。据安源老工人集体回忆：当毛泽东看到工人赤身倒躺在地下挖煤时，“毛泽东关切地问我们为什么不穿衣服，我们悲愤地告诉他：洋人、资本家只顾自己发财，根本不管工人的死活，工人没有任何保护用品，还经常无辜遭打，动不动就被洋人、资本家打得皮开肉绽。”毛泽东感到这里是受三座大山压迫最深的地方，是蕴藏着无限革命潜力的工人运动处女地，于是把安源做为工人运动的重点。安源工人罢工胜利给全国以很大的鼓舞。1922年12月水口山铅锌矿工人罢工，就是在安源罢工的胜利影响下爆发的。

    四、初步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社会调查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

认识和改造社会，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内容。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认识世界，但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改造世界。湖南早期共产党人在社会调查中已形成了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习惯。毛泽东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中说：“调查研究是解决矛盾，处理问题的先决条件。”因此，对调查了解到的一些问题，湖南早期共产党人总是同大家一起，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启发和引导群众拿出主意。毛泽东1923年在衡山岳北农村调查时，十分注意听取群众意见，同大家一起，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帮助大家正确认识和处理问题。他在“福田铺”调查时，“区农协会同志反映农村喂鸡鸭成风，影响农业生产”，这一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对此，毛泽东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有的同志说家里吃盐、油、待客全靠这些家禽时，毛泽东果断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鸡适当喂一点，鸭少喂一点。”还有《新时代》杂志以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国情，专门研究“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等，广泛征集各种调查材料，然后一起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知识分子只有放下架子，替群众解决一些实际困难，群众才会相信和拥护你。1921年李启汉帮助上海英美烟厂工人讨债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为了组织领导上海英美烟厂工人运动，对英美烟厂工人状况进行了详细调查，知道烟厂老板拖欠工人工资很严重，便号召大家起来反抗斗争。他说“最彻底的办法，就是象俄国人那样，没收地主、资本家财产。”在他的领导下，罢工取得了胜利，工人的困难得到实际解决。后来工人有事就找他商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总之，湖南早期共产党人围绕“改造中国与世界”问题，对中国革命的规律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新时期，湖南早期共产党人这种重调查的传统应更加发发扬光大。因目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改革开放，出现了大量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经验可循。随着体制的转换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会出现许多复杂的新情况、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重视对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

    那么在新时期，我们如何进一步做调查研究工作呢？首先，调查研究的方法必须要变。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已经与革命战争年代不相同了。当今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国内的发展也日新月异，中共作为执政党，他执政的国际环境和党自身的状况已经并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时代变了，我们的调查研究方法也必须随之而变，这是时代赋予的使命。江泽民在十六大指出：能否坚持与时俱进，关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兴衰成败。其次，调查研究的指导思想不能变。即我们的调查研究须以马克思主义做指导，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它是我们观察问题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它可以帮助我们科学地认识世情和国情，突破改革中的“难点”和死角，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问题，我们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一定能够实现。